“由于我丈夫写的文章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保守势力排挤他，驱逐他。我们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呵呵，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当时看到你们站在雨中，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询问时，我就想起那时候的自己。所以决定要帮助你们。”
一个女人总是很容易对另外一个女人产生同情。巴兰池拍着她的手，安慰着说道，“会好起来的。”
“刚来伦敦的时候，女房东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上暂时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地板上。”
“不过现在都过去了。”
说到这里，加里安隐约记起，马克思从去世的母亲那里获得了600英镑的遗产，但能够让夫妻两人在汉普斯泰德安心住下去，还有在曼彻斯特从事投资生意的恩格斯每年给燕妮的家庭提供的350英镑，现在的350法郎，相当于后来的3.5万英镑。
正当三人闲聊之际，门突然被打开，一个稍微弓腰佝偻的身影出现在加里安的面前。与记忆中画像上相差无几的大胡子，头发和胡须还没有变成灰白，手中夹着一堆的书。他艰难的用脚关上了门，转过身看见燕妮，原本脸上的愁容瞬间消散，换成了一副笑脸。
“亲爱的，你回来了。”
燕妮站起身，走到丈夫面前，她向对方介绍着面前的两人。
“这两位是我们刚刚搬来的邻居，托洛茨基先生，还有他的夫人，巴兰池。两人都是因为宣扬平等共和的理念，而被巴黎政府迫害，然后驱逐出境。”
对方很大方的走上前，握着加里安的手，说道，“托洛茨基阁下，我是卡尔·马克思，您好。”
对方热情的向加里安打招呼，甚至让加里安不知道如何回复。一半是怀着崇敬的心态瞻仰伟人，另外一半是复杂的百感交集。
褪去荣誉的称号，他终究只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善良的丈夫和普通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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