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说法确有道理。
以常识而论,工艺愈先进,规矩就愈多,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愈小。而炼铜时炼出铁来,本来就纯属意外。
顺着这一思路下推,大家就会发现,在青铜时代,冶铁术的诞生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一桩新生事物而已。而新生事物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当然颇费时日。
更何况,在制钢技术发明以前,作为新产品,制工具硬度不如青铜,铸礼器又黑不溜秋,缺乏耀眼的光泽。
铁欲大行于世,必须等待时机,而这一时机到来的标志应该是处于地表易采易炼的氧化铜矿已不敷使用,铸铁的生产成本已大为降低,生产力的发展又急需大量的工具。
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谈何容易,铸铁的姗姗来迟自有道理。
不过,当时钟指向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中叶时,这一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自取灭亡后,关中地区充满了野蛮的戎人。宫室文物大部被毁,土地日见荒芜,继位于危难之时的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重新建国,这就是东周的开始。
东周之时,王室衰微,加上周边夷狄不断侵扰,国家名为统一,实已分崩离析。各路诸侯趁隙而起,争霸中原,以实力较短长。
在经过了一番此消彼长之后,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王派宰孔参加,赐给齐桓公“专征伐”的权利,自此开始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齐桓公也由此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齐国原本不大,又地处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海之滨,为何能首先称霸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智的齐桓公任用了管仲为相。能干的管仲则通过发展工商业赚取钱财,使国家很快富足,军力迅速强大了起来。而在管仲诸多的富国强兵措施中,“官山海”是最为有效的一种。
据《管子海王》篇载“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可耳。”郭沫若认为,官者,管也。‘管海’自然是指管制盐业,‘管山’就是把矿产管制起来,这里就包含着铜铁。
齐桓公时已有铁的使用,看来是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国语齐语》里面,管仲所说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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